
在上海博物馆的明清家具馆里靠谱配,一把明代黄花梨交椅总让观者驻足——它的椅圈如环似月,支架似竹节挺秀,座面以细藤编织,折叠处铜饰斑驳却依然灵活。这把椅子不仅是家具,更是一部立体的史书:从草原胡帐到宫廷殿宇,从文人书斋到市井茶寮,中国人的坐姿变迁里,藏着礼制的崩塌与重建,审美的流转与定型。
一、交椅:从马背到龙椅的“移动权力”
交椅的祖先,是汉代从西域传入的“胡床”。《释名·释床帐》记载:“胡床,胡人所坐也,似床而小,长广尺许,下施四足,以绳索编之。”这种可折叠的坐具,最初是游牧民族的“便携座椅”,却在中原王朝掀起了坐姿革命——汉灵帝刘宏爱坐胡床饮酒,被士大夫斥为“失礼”;到了魏晋,竹林七贤斜倚胡床谈玄,它成了魏晋风度的注脚。
展开剩余78%真正让交椅“逆袭”的,是马背上的民族。元代《事林广记》绘制的“契丹人出行图”中靠谱配,贵族骑马时总随身携带折叠交椅;而“交椅”之名,最早见于宋代《金瓶梅》——“西门庆令春梅把交椅搬到厅前”,此时的交椅已从实用工具升为身份符号。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把明代黄花梨圆后背交椅,座面下用交叉的“X”形框加固,折叠后仅尺余长,却能承重百斤。史载朱元璋曾赐功臣交椅,得此物者“位列班首”,故民间有“坐交椅者,掌权柄”之说。
二、太师椅:从秦桧到文人的“身份密码”
太师椅的故事,始于一场“乌龙”。南宋刘松年《茗园赌市图》中,一位文人身后有张“荷叶托首”大椅,清代《古今图书集成》记载:“宋秦桧坐‘太师椅’,其制以荷叶为托首,故名。”原来,秦桧任太师时,命工匠在椅背后加了块向上隆起的木托(托首),方便他伏案打盹时支撑下巴。这本是工匠的贴心设计,却因秦桧的“奸臣”标签,成了后世避讳的“污点”。
真正的太师椅定型于明代。苏州博物馆藏的明代“乌木嵌螺钿太师椅”,搭脑如满弓,靠背板雕“松鹤延年”,椅面宽达70厘米,扶手外扩如环抱——这种“宽体大椅”专为士大夫设计,既符合“坐如钟”的礼仪要求,又暗合“君子端方”的审美。《遵生八笺》里说:“太师椅,以坚木为之,务在壮实,方显威严。”到了清代,太师椅的装饰愈发繁复,嵌玉、雕云纹、镶大理石,但核心始终未变:它是士大夫“外儒内道”的精神投射——外有官威,内有山水。
三、官帽椅:从朝堂到书斋的“文人风骨”靠谱配
官帽椅的名字,藏着古人对“仕途”的想象。《明式家具研究》考证,其搭脑两端上翘的部分,形似宋代文官官帽的“展脚幞头”——那对向上翘起的“帽翅”,本是为了防止官员上朝时交头接耳,却被工匠提炼为椅子的灵魂。
官帽椅分“四出头”与“南官帽”两种:前者搭脑与扶手均出头,如上海博物馆藏的“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”,搭脑如鹤颈高昂,扶手似鹅臂微弯,靠背板雕“麒麟送子”,整体线条利落如书法;后者搭脑与扶手不出头,仅在背板中央雕凸起的花纹,常见于江南士绅宅第,如浙江东阳卢宅的明代南官帽椅,用料粗硕,造型圆融,更添几分“隐于市”的从容。
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里说:“官帽椅,宜矮不宜高,宜阔不宜狭。”这恰是明代文人的生活哲学——他们厌恶官场的束缚,却又无法彻底超脱,于是将理想寄托于坐具:四出头的“出”,是对仕途的期许;南官帽的“收”,是对自由的向往。
四、圈椅:从禅房到天地的“中国哲学”
圈椅是中国椅子的“巅峰之作”。上海博物馆藏的“明代黄花梨圈椅”,被王世襄称为“明式家具第一”,其靠背板呈流畅的“S”形,从搭脑到椅圈再到椅腿,一顺而下如环无端,座面下的“步步高”管脚枨,像台阶般托起全身。这种设计暗合《易经》“环抱为吉”的理念,更符合人体工学——后背自然贴合,腰有依托,臂可搭扶,坐久而不累。
圈椅的起源可追溯至唐代。敦煌莫高窟第196窟的“禅定图”中,僧人坐的“绳床”已有圈椅雏形;宋代《营造法式》记载“圆背交椅”,搭脑与扶手已连成环形;到了明代,匠人将“天圆地方”的宇宙观融入其中——椅圈为圆,象征天;椅面为方,象征地;人坐其中,便是“天地与我并生”的哲学具象。
故宫博物院藏的清代紫檀圈椅,更将这种哲学推向极致:背板雕“云蝠纹”,寓意“福泽环绕”;椅腿雕“卷草纹”,象征“生生不息”;整把椅子无一颗铁钉,全凭榫卯咬合,历经百年仍稳如磐石。它不仅是坐具,更是中国人“致中和”的精神图腾。
从交椅的“移动”到圈椅的“圆融”,四大名椅的变迁,写尽了中国人的生活智慧:我们既需要交椅的实用、太师椅的威严,也需要官帽椅的风骨、圈椅的哲学。它们不是冰冷的家具,而是流动的文化基因——当我们坐在现代沙发上时,或许该想起:千年前,我们的祖先曾以这样的姿态,读诗、饮茶、论道,与天地对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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